【述往】
早在大革命期間，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活動就引起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的注意。周恩來在1944年《關于黨的六大的研究》和1949年《吸取毛澤東》兩次教導中說，惲代英曾寫信給毛澤東，發起吸取陶行知到村莊里搞一搞。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集團悍然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眾多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中國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并且由城市轉向村莊。陶行知在這個時候開始接觸到中國共產黨人，并與他們創建親暱聯系。特別是在抗日民主革運氣動中，他始終站在人民態度上，與共產黨人同聲相應，風雨同舟二十年。
陶行知，1891年生，安徽省歙縣人，中國近代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辛亥革命前后就讀于南京金陵大學，在結業論文《共和精義》中即已熟悉到人民貧，非教育莫與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與智之。1915年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立志學成返國后與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構建一個高效率之公共教育體系，以使全中國人民都能接納教育。1917年返國，力倡生活教育理論，先后創辦了南京曉莊師范、上海山海工學團、重慶育才學校和社會大學。為安適社會和時局變化，先后建議平民教育、村莊教育、遍及教育、戰時教育和民主教育運動。他出生在貧民家庭，反常懂得和同情平凡人民的需要，因而在思想和行動上加倍相近中國共產黨的夢想和追求，在九一八事變后，與中國共產黨人發作了廣泛的聯系，團結文化教育界先進人士，在上海建議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盟會，在重慶介入建議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為爭取民主開國，與國民黨當局作斷然斗爭。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突發腦溢血辭世。后人輯其著述為《陶行知全集》，計12卷，600余萬字。
1936年10月30日，陶行知在英國倫敦敬謁24748號馬克思墓。
曉莊支部
1926年12月，百家樂 數據分析陶行知發布《中國村莊教育改建宣言書》，表示要召募一百萬基金，征集一百萬位同志，創辦一百萬個學校，改百家樂插件ptt建一百萬個村莊。為此，他于1927年3月15日在南京近郊創辦曉莊試驗村莊師范，教養具有改建社會精神的新型村莊老師。學校招生廣告明確表示，迎接愿與農夫共甘苦、有志增進農夫生產力，發展農夫自治力的年輕學子，小名士、書呆子、文憑迷最好不來。
曉莊師范差異平常的辦學夢想和目標，吸引了一大量懷抱改建社會夢想的先進年輕學生，特別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接受了一批青年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
最早來到曉莊師范的共產黨員是張宗麟，新中國成立后任教育部高級教育司副司長、策劃財務司司長。他曾在南京東南大學教育科師從陶行知和陳鶴琴，1925年結業后在浙江參加中國共產黨。1927年5月，時任南京市教育局第三科科長陳鶴琴聘他為助理，同年秋，陶行知禮聘他兼任曉莊師范傳授員。張宗麟在四一二政變后與黨組織失去聯系，但在暗中一直支援校內具有革命傾向的年輕學生。
1928年年頭，因領導學生愛國運動被江蘇省如皋師范學校解僱的學生黨員劉季平、石俊、湯澡、馬名駒，以及在浙江青田中學結業后到村莊領導農夫運動而被毒害的共產黨員葉剛，不約而同地考入曉莊師范。他們五人很快與南京市委贏得聯系，于同年夏秘密成立曉莊支部，劉季平任書記。同年秋，在中共浙江省委工作的共青團員徐明清考入曉莊師范，隨后建議成立共青團曉莊支部，并擔任團支部書記。
劉季平在新中國成立后擔任教育部副部長、國家圖書館館長，他在1982年著文回憶說，陶行知在曉莊師范實行民主辦學。校內除了共產黨地下組織外，還有兩個公然的政治派別：一是國民黨曉莊分辨部，在國民黨眾多派系中屬于改組派，沒有隨同汪精衛完全叛變革命，對蔣介石集團倒行逆施頗為不滿，同江寧縣黨部的關系貌合神離。二是信奉國家主義的年輕黨，人數不詳，要點人物是掌握學校教務和訓育大權的生活傳授部主任楊效春，反對馬克思主義階層斗爭學說。南京市委指示要會合氣力，發動群眾，辦法趕走楊效春，對國民黨曉莊分辨部采取分化解體的謀略。
1928年6月，程本海、操正球、王琳等國民黨黨員被陶行知派往浙江協助創辦湘湖村莊師范；7月，楊效春去職離校；同年秋，張宗麟辭去南京市教育局的工作，專任曉莊師范生活傳授部主任。在隨后一年半的時間里，中共曉莊支部在幾無攙和的環境里迎來了組織發展的黃金時代。
中共曉莊支部積極支援陶行知領導的村莊教育和社會改建活動，陶行知對劉季平、葉剛等年輕學生的才幹和立場十分贊賞，在曉莊聯村自衛團、禁賭禁毒委員會、曉莊劇社、村莊信用合作社等各種村莊組織中委以重任。劉季平到校不滿半年就被委任為聯村自衛團副總指揮，領導鄰近鄉村巡防、守夜，開展禁賭禁毒等活動。葉剛、謝緯棨、郭鳳韶等中共黨員在田漢引導的南國劇社到曉莊演出后，建議成立曉莊劇社，創作反應農夫生活的劇作，陶行知和他們一起登臺演出。
截至1930年年頭，曉莊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各有十余人，總計有三十余人，占全校學生數過份百分之十五，他們的革命知識、活動才幹、領導經驗，在南京市委下屬支部中都是相當出色的。時任江蘇省委書記的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一書中說：該校黨支部領導黨員和積極分子深入農村進行查訪研究，發動鄰近農夫組織聯村自衛團。南京市委在1930年2月2日的工作教導中稱：學生支部都有相當生活，以曉莊為最好，他們的工作是農運。曉莊支部的工作得到了上級黨委的充分肯定。
1930年2月，劉季平調任南京市委宣傳部長，南京市委規劃他到上海吸取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工作想法和斗爭謀略，他回到南京后，即指示曉莊支部牽頭建議成立南京分會，有二百多人加入成立大會。時任江蘇省委農委主任的陳云在察訪南京黨的工作后表示：爭自由的斗爭有七個學校有了群眾根基，此中以曉莊為最好。4月5日，曉莊支部領導城內大中學生游行示威，聲援和記洋行勞工罷工，反對日本軍艦停泊長江；在紅五月運動中，以曉莊支部為骨干的革命年輕學生，執行省委和市委配置，舉行飛翔聚會，張貼革命標語，散發革命傳單。國民黨當局下令查封曉莊師范，捕捉了三十多名先進學生，此中石俊、胡尚志、葉剛等10名黨團員慘遭殺害。
陶行知同情并支援學生愛國運動，他在《護校宣言》中痛陳革命的教育摧殘于所謂革命政府之手，宣稱曉莊是同志的結合，不是少數個人的私有品，拘捕幾個人，不能叫他基本動搖。他堅信曉莊的種子已遍撒全社會，在人所不到的場所，已經有了曉莊的生命，我們想不到人間有什麼勢力，可以把他們連根拔掉。
左翼陣地
1930年4月12日，陶行知親手創辦的曉莊師范被國民黨當局查封，平日愛護的熱血年輕相繼被捕捉和殺害，自己也遭通緝而流亡日本。履歷了國民黨的黑色可怕統治，陶行知反省在曉莊師范超然于政治之上的教育救國夢想，轉而對現實政治表示嚴重關切。1931年春，他秘密回到上海，在九一八事變的刺激下，與黨領導的文化界先進人士創建了加倍緊密的聯系，參加對國民黨文化專制的斗爭。
時任《申報》總經理的史量才秘密禮聘陶行知和黃炎培、戈公振一起擔任總控制處顧問，推動報紙輿論積極轉向抗日救亡的時代主題。1931年9月起，陶行知以《申報·自由談》欄目為陣地，用筆名不除庭草齋夫持續發布一百多篇雜文，此中有半數篇章抨擊國民黨政權。針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針鋒相對地提出安內必先攘外，反對國民黨對共產黨和先進大眾的壓制；針對測驗院長戴傳賢救國不忘唸書的謬論，勉勵年輕學生唸書不忘救國，支援他們的愛國運動。
1932年春，在馮玉祥的推動下，國民黨取消了對陶行知的通緝令，他得以公然地位開展社會活動。由於當局謝絕退回曉莊師范校產，徐明清、王洞若、張勁夫、董純才、戴自俺、孫銘勛、張健等一群曉莊黨團員和先進學生齊聚上海，隨同陶行知繼續開展生活教育實驗，先期創辦兒童科學通信學校，開展科學下嫁運動，后又在上海農村創辦山海工學團、晨更工學團和光華工學團，在市內創辦女工學校、工人幼稚園，開展工農教育運動。
劉季平那時在黨領導的左翼文化總同盟擔當教育方面的工作，與陶行知及曉莊同學的聯系加倍緊密。陶行知領導的上述教育機構成為黨領導的左翼教育者聯合的要點氣力，徐明清和王洞若先后擔任教聯擔當人。同年，劉季平被捕入獄，陶行知聞訊當即籌措五百大洋禮聘律師為其辯解。1935年徐明清被捕后，他又全心辦法營救。很多曉莊同學一邊團結在陶行知周邊，一邊擔當教聯的工作，這時期很多先進學生參加中國共產黨。陶行知從他們身上加倍逼真地了解了共產黨人的夢想和追求。
1933年3月，陶行知與上海文化界先進人士百余人共同建議紀念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活動，聯名發布《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百家樂平台信譽紀念會緣起》，宣稱致誠摯之敬意于此近代偉大之思想家，同時亦即作研究自由、思想自由之首倡，并打破我國學校界比年來一種思想義和團之壁壘。
1934年，針對蔣介石強行兜售所謂的新生活運動，文化教育界出現一股尊孔讀經、復興文言的逆流，陶行知與《共產黨宣言》中文譯者陳望道先生等共同建議民眾語運動，著文力倡知識分子加入民眾生活，在民眾語演進的根基上努力寫作語文合一的民眾文，同時主張將生活符號遍及于民眾，使民眾自己創新出語文合一的民眾文。
1935年九一八事變后，內地形狀勢發作了巨大變化。國民黨在與日本帝國主義者簽訂了《塘沽協約》之后，又秘密簽訂了賣國的《何梅協約》，加深了中華民族的危機，內地抗日救亡運動空前高漲，黨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趕快轉向創建文化界抗日救亡統一戰線。同年12月12日，陶行知與馬相伯、胡愈之、沈鈞儒、鄒韜奮、王造時、李公樸等280余人聯名發布《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提出八項抗日主張。沈鈞儒回憶說，宣言起初是陶先生、胡愈之先生和我同在呂班路成功飯店約會上海各大學教授及文化界人士廣泛簽名發布的。
1936年1月，上海文化界救國會通過陶行知起稿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國難教育方案》；2月，以陶行知創辦的教育機構為要點成立國難教育社，通過《國難教育社成立宣言》，張勁夫在國難教育社擔任黨團書記。
海外宣傳
1936年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盟會在上海成立，陶行知與宋慶齡、沈鈞儒、章乃器等15人被推選為常務委員。7月15日，香港《生活》刊發了救國會四位領導人聯署的《團結御侮的幾個根本前提與最低要求》一文，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創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八一宣言》。陶行知在《團結御侮文件》序言中說：團結御侮一文，由胡愈之先生起草，經我改動，與鄒韜奮先生在港先行簽字，再持至上海作最后改正，并由沈鈞儒、章乃器二先生參加簽名發布。
在聯署文章發布前四天，陶行知離開香港，乘海輪前去倫敦出席世界新教育年會；8月10日，中國共產黨在巴黎出版的中文報紙《救國時報》刊發了毛澤東回應章、陶、鄒、沈四先生及救國會全體會員的公然信，表示真誠但願一致聯盟，共同斗爭，以拯救祖國的生命。25日，《救國時報》以《迎接陶行知先生游歐》為題，介紹他此次泰西之行的目的，除加入新教育年會外，還將游歷泰西各國，向國際社會教導中國的近況、中國的民眾文化運動和中國人民的救亡運動，粉碎日本帝國主義在國際社會的虛偽宣傳，讓世界喜好和諧的公平人士明白在中國發作的一切。
1936年9月3日，陶行知和百家樂 現金版錢俊瑞、陳銘樞、王禮錫、熊式一等出席在布魯塞爾舉行的世界和諧大會，并聯名致信大會主席，熱情要求國際和諧會議盡速派遣典型來華，以便在全體會議和中國全國委員會之間起聯絡作用，以為采取此一步驟將大大便利和促進爭取世界和諧與正義的運動。
陶行知在泰西兩年多的時間里，面向華人華僑和留學生全面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推動成立全歐、全美華僑救國會。1936年9月20日，他在全歐華僑抗日救國會成立大會上，就《團結御侮的幾個根本前提和最低要求》再度作了說明，指出首要要截止內戰，部隊的責任是保衛國家領土，不是用來殘殺自己的同胞；其次是抗日不可以由國民黨一黨經辦，而是要全國人民結成統一戰線；再次是強調要相信大眾的氣力，要組織大眾、武裝大眾。
陶行知還拜見各國先進集體，廣泛交友喜好和諧的正義人士，尋求他們支援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他有關于美、英等國輸往日本軍需材料的研究成績，發布在1937年6月初出版的美國參議院公報上，引起美國朝野極大的震動，有力推動了相關國家政府對日本實行禁運。1937年12月13日，他通過自己的導師、哥倫比亞大學享譽世界的實用主義哲學巨匠約翰·杜威，聯絡愛因斯坦、羅素、羅曼·羅蘭、拉·甘地等世界著名學者和政治家，聯名發布《我們對于日本侵略中國的立場》，又稱《杜威宣言》，提議各國人民組織志愿的抵制日貨運動，謝絕出賣及運送軍火往日本，截止一切足以協助日本侵略政策的對日合作，同時以一切可能的想法協助中國進行援助，增強自衛，直至日本撤離它在華的一切武力及拋卻它的征服和政策而后已。
在《救國時報》總編吳玉章的陪同下，陶行知先后于1936年10月30日和1937年2月15日兩次到倫敦墓地敬謁24748號馬克思墓，并寫詩說：光明照萬世，宏論醒天下。二四七四八，小墳葬偉大。1938年6月25日返國前夜，他第三次前往瞻仰馬克思墓，深切表白對馬克思的崇敬之情和對馬克思主義的敬仰之意。
1938年8月31日，陶行知返抵香港，作為國民交際使節，遭受社會各界和共產黨人的高度肯定。9月2日，香港各界舉行隆重的迎接會，鄧穎超、何香凝、何艾齡等數百人出席。10月1百家樂 割禾青日抵達漢口，次日《新華》以《陶行知先生昨歸國抵漢，談各國援華運動》為題，熱鬧他在海內外的宣傳活動。10月5日，周恩來同志接見了他，介紹內地抗戰形勢以及延安解放區情境，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當天備忘錄中寫下了關于陜北情境，蒙其指示甚多的文字。
一面旗幟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慶北碚創辦育才學校，招收有特殊才能的戰爭難童，教養抗戰開國人才。這所學校接受了很多中國共產黨員，很多主要職位均由他們擔任。陶行知約請吳玉章、秦邦憲等中共高等干部來校講學，同南邊局正副書記周恩來、董必武交往親暱。1940年9月23日，周恩來攜鄧穎超專程拜訪育才學校，為孩子們題詞一代勝過一代。育才學校實施勞動生活、康健生活、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與當年自由辦學的曉莊師范判然有別，學校戲劇組、音樂組多次在重慶演出，美術組還在重慶舉辦多次畫展，通過多種藝術格式宣傳抗戰開國和民主運動。
陶行知1938年起擔任國民政府第一屆和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積極建言國是。1941年頭，皖南事變發作后，他在備忘錄上全文抄寫南京汪偽政權1月17日的廣播通信，悲憤地寫下了親痛仇快四字。同年3月，與沈鈞儒、黃炎培等民主人士建議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聯盟文化界先進氣力，支援共產黨全民族抗日主張，呼吁加強內地團結，實踐民主精神，同國民黨專制政治進行斗爭。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召開全國典型會議，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10月發布《對立戰最后階段的政治主張》，響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創建民主聯盟政府的命令。
抗戰成功后，陶行知與中國共產黨人同聲相應，在重慶和上海積極加入反獨裁、爭民主，反內戰、和解平的運動。1945年6月下旬，他與沈鈞儒、張申府聯名致電毛澤東和周恩來，稱兩先生及各位友好長年來堅定國家人民態度，力促國家社會先進，群倫崇行，國之依賴，同時表示倘得舟車之便，愿來延面領明教。他固然沒有能夠到訪延安，但在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來重慶與國民黨協商時期，穿梭往來為和諧奔走效力。10月11日毛澤東飛返延安，他與社會各界人士到機場歡送，并與毛澤東、張治中等合影留念。11月創辦《民主教育》月刊，發布《民主》《民主教育》兩篇文章，指出真正的民主必要見諒：一、政治民主；二、經濟民主；三、文化民主；四、社會民主；五、國際民主，以為毛澤東先生寫的《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國民主同盟暫時全國典型大會所通過的綱領，都系實現真正民主的路線。
國民黨當局罔顧內地空前高漲的反獨裁、爭民主，反內戰、和解平運動，秘密殺害民主人士聞一多和李公樸，在昆明制造鎮壓學生愛國運動的一二·一慘案。陶行知勇敢地走上陌頭，與重慶各界人士一起在長安寺公祭昆明慘案中被害師生，國民黨特務又制造了較場口慘案。
1946年4月，育才學校搬家抵達上海后，深受上海人民反獨裁、爭民主，反內戰、和解平運動的陰礙，陶行知在一百天的時間里，到學校、工廠、陌頭發布100多場演說。6月23日，上海150多個人民集體在北火車站廣場召開反內戰大會，并歡送典型赴南京請愿，陶行知在有10萬大眾加入的聚會上發布演說：和諧民主不可分，我們不只要截止內戰，而且要爭取民主。25日，他典型中國民主同盟召開招待會，要求美軍當即撤退中國，美國截止對國民黨政府的一切救濟，直待停戰及聯盟政府之實現。
陶行知在上海積勞成疾，于1946年7月25日突發腦溢血辭世。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差別電唁陶行知先生家族，延安《解放》和重慶《新華》連續刊發紀念文章，延安、重慶、上海、紐約等地舉行的紀念活動。特別是8月11日，延安舉行兩千余人的紀念大會，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發布長篇發言，肯定陶行知在九一八事變后加入救國會起，他的政治態度就極度顯明白，在政治上他與中國共產黨成為民主運動中的親密戰友，他從長年實際經驗中深切了解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中堅，了解了共產黨的大公無私，共產黨的主張正確，共產黨在為人民和民族的長處奮斗時堅強不屈，所以不怕一切誣蔑壓迫與共產黨攜手奮斗。最后，陸定一發出命令：二百萬中國共產黨黨員也要把他視作模范來吸取。
陶行知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始終站在人民態度上，至今仍然是一面光輝的旗幟，激勵遠大知識分子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邊，肝膽相照、風雨同舟，致力于實現偉大的中國夢。
《光明》
